回到经学去的主张与对中国哲学合法性的质疑和否定联系在一起，无视哲学为中国固有之学，也无视哲学这个学科在中国近现代以其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对于破除经学的权威真理思维方式所起的思想解放作用。
其后，他著有五千余言的《老子》。司马迁基本上肯定了老子即老聃，而且认为其年代要略早于曾向他问礼的孔子，并著有《老子》一书。
《诗》三百篇的诗体在春秋时期早已存在，为什么《老子》就一定要在战国时期才能诞生呢?至于战国以前无私家著作，私人著作当以《论语》始的说法随意性太大，经不起推敲。[14] 詹剑锋《老子其人其书及其道论》，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尤其值得重视的是吕思勉的意见，他在《先秦学术概论》中认为：《老子》书辞义甚古，又全书之义，女权皆优于男权，俱足证其时代之早。如果说，老子其人是否存在和存在于何时，已经引起一大段学术公案，那么，《老子》一书的作者是否是老子这一悬案，同样引起了近二百年中国学术史上的纷纭聚讼。节选自《东方大哲的玄思：老子》 进入 王岳川 的专栏 进入专题： 老子 。
吾今日见老子，其犹龙邪。注释 [2] 参见王泛森《古史辨运动的兴起》，台湾，允晨文化实业公司，1987年版。如对老子哲学思想是属于唯物主义还是唯心主义的评判，对老子、孔子是否属于奴隶主阶级思想家的评判，一些研究者曾反复作出不同的评判，使人莫得其衷，而这种标签式的研究在改革开放以后逐渐被新的研究范式所取代了。
从梁启超和国粹派较早使用国学概念看，他们一方面肯定国学的价值，另一方面主张东西方两大文明结婚，以产生一个新的宁馨儿，所以国学并不是完全保守的概念。他不仅重新走上讲台，培养了多名优秀的中国哲学专业硕士和博士，而且出版、发表了《中国哲学史史料学》《中国哲学史方法论发凡》《中国伦理思想研究》《中国古典哲学概念范畴要论》等新著和学术论文，他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著成的《中国哲学大纲》《天人五论》等也得以出版问世。五 、中国哲学的照着讲与接着讲 冯友兰先生在《新理学》一书的绪论中提出哲学研究有两种形式，即哲学史研究主要是照着讲，而哲学理论创新主要是接着讲。在国学的儒、释、道三教格局中，儒学处于主流地位。
而这场讨论的积极意义在于，推动了研究者更加深入地探讨中国哲学的特色及其与西方哲学的异同关系，正确认识和处理中国哲学研究与其他人文学科研究的互补问题，以及中国哲学研究与中国传统的经学研究、子学研究乃至广义的中国文化研究或国学研究的关系问题。1977年国家恢复高考后，开始有历届哲学系的本科生、硕士生和博士生学成毕业。
对国学概念的批评，主要集中在两点：一是认为国学作为一个学科有些不伦不类，二是认为国学是文化保守的观念。继之又有上海博物馆藏战国竹简以及清华简、北大简等的整理出版，更使对出土简帛的研究持续成为热点。如果你把哲学作为一个类称，那么中、西哲学就都是其中的特例。金先生所提出的问题，实际上突出了如何写出中国哲学特色的问题，所谓中国哲学的史就是有中国哲学特色的史，所谓在中国的哲学史就是把西方哲学视为普遍哲学，所写的是这个普遍哲学在中国的史。
在改革开放的40年中，中国哲学研究伴随着时代前进的脚步，不仅在学术上取得了巨大的进展，而且它作为中国文化研究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也为实现中华民族和中国文化的伟大复兴而承担着时代的使命。三 、中西哲学比较与中国哲学合法性问题 中国古无哲学之名，也就没有哲学这样一个与其他学科界限分明的学科。在改革开放以后，中西哲学的比较研究受到重视，在西方哲学史上一些与中国哲学有较密切关系的哲学家，如莱布尼茨、罗素等，他们论述中国哲学的一些史料文献也引起学界的兴趣，并有较深入的研究。人的解放必然带来思想的解放。
这些现代新儒家的著作大多具有哲学史和哲学理论紧密结合的特点，他们的这种学风也推动了大陆的中国哲学研究把照着讲与接着讲结合起来。自90年代以来围绕国学概念的争论，实际上还是学人对中国传统文化有不同认识和评价的反映。
因此，在国学热中必然会出现儒学热经学热。此后，它即指与西学（或外来学术）相对而言的中国固有之学。
对儒家哲学的研究一直是中国哲学研究中的重点，儒学热毫无疑问也为儒家哲学的研究增加了热度，提高了层次。如王树人先生在1997年出版《传统智慧再发现》，继而在2005年出版《回归原创之思——象思维视野下的中国智慧》。从社会思潮来说，似乎后一种观点占了上风。然而，在近些年的儒学热经学热中也出现了企图恢复儒学的独尊地位的偏颇观点，主张以儒学解释中国，以儒学解释世界以儒教立国回到经学去等。而当中国哲学学科之内的学者否认中国哲学的合法性时，他们的主要意图是拒绝西方哲学的参照，但这带来的一个问题是：他们如何避免使用西学东渐以来引入的一些新词汇、新概念？而且，他们又应如何评价宋明理学也曾吸取容纳了一些来自佛教的新词汇、新概念？如果固守只是自己讲讲自己，那么是否要回到宋代以前的经学史或子学史？实际上，这是不可能的。汉代以后，由于汉武帝的罢黜百家，表章六经，遂使经学占据了中国文化的统率地位。
在对中国哲学的断代史研究、学派研究、代表人物研究和问题分支研究的基础上，对中国哲学的通史研究也有多部新著问世，这些新著各有自己的特点，反映了中国哲学史研究在宏观整体上的新境界和在学科教材建设上的新成就。凡对一位思想家和一个哲学流派的研究，都要被打上或唯物主义或唯心主义、或辩证法或形而上学的标签。
当西方后现代主义思想家德里达2001年访问中国时，他说中国没有哲学只有思想，这似乎为中国哲学合法性的讨论添了一把火：但细检其说，他实际上认为只有古希腊的逻各斯学说才是哲学，其余的只是思想而不是哲学。中国哲学会继续走出去与请进来，不忘本来，吸收外来，开创未来，中国哲学的综合创新将日益展现光辉灿烂的前景。
就像中国古代的子学、史学和文学等是在经学的统率之下一样，汉代以后的中国哲学史也是在经学的统率之下发展的，冯友兰先生在其《中国哲学史》中把汉代以后的哲学史称为经学时代，并非虚说。如前所述，哲学是对philosophy的翻译，西周说将论明天道人道，兼立教法的philosophy译名为哲学。
研究经学史起初是要由了解‘经学而否定‘经学，后来则又有要批判和继承经学的文化遗产。随着西方哲学的发展，它也不断为中国哲学研究提供了新的观照视角和方法论启示。新的研究范式注重对哲学思想的理论分析，特别是注重对中国哲学特色的研究，从而使中国哲学史研究从简单地服务于政治、只是为了论证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正确性回归到自身的思想理论特色和民族风格。国学研究与中国文化研究一样，在现代学科体制中应属于跨学科研究。
中国哲学研究的进展是与这几种热密切相关的，而且它在其中也发挥了重要的推动和引导作用。张祥龙先生也在2001年出版《从现象学到孔夫子》，继而在2008年又出版《中华古学与现象学》，等等。
在对宋明理学的研究中，以往只研究其理、气、心、性的哲学体系是有局限性的，而纳入了对宋明时期四书学的研究，即将宋明理学与经学统一起来的研究，则更为符合思想文化发展的实际。在文革结束以后，张先生在政治上得到解放，虽已七十高龄仍焕发了学术青春。
他陆续出版了《中国古代哲学的逻辑发展》和《中国近代哲学的革命进程》两部哲学史著作，但他在给友人的信中坦陈，自己不满足于只作个哲学史家，而是想把论真善美一书写出来。随着对中国哲学概念范畴研究的深入，一些从事中西哲学比较研究的学者认识到中国哲学的主要特点并不在特殊的概念范畴，而是更表现在具有原创性的意象思维，从而在中国哲学研究中引入了意象性和现象学方法等。
比较典型的如张岱年先生，他在1957年就被打成右派，以致在此后的20年间不能从事教学与科研。自哲学译名的成立，philosophy或哲学就已有了东西方文化交融互鉴的性质。一些学者把对出土文献的研究与以前的中国哲学史研究结合起来，使对儒、道两家哲学的思想内容和发展脉络的研究都产生了新的成果，若谓之重写哲学史似也不为太过。这种专题性的研究蔚然成风，乃至相继有对中国哲学的认识论、性情论、工夫论、境界论和历史观等研究的成果问世。
80年代中期作为一个标志性事件的中国文化书院之创办，其大部分导师是研究中国哲学的大家，其组织者和学员也是以中国哲学专业的为主，这代表了中国哲学研究在当时的文化热中所起的重要作用。这种影响为中国哲学研究提供了一种从他者的镜像来反观自身的借鉴比较，一方面反映了中西哲学的相通性，另一方面也使中国哲学研究逐渐加深了对自身特点的认识。
为了解决中国哲学史名称的困难，张岱年先生在20世纪30年代中期写成《中国哲学大纲》（又名《中国哲学问题史》），其序论首列哲学与中国哲学一节，指出对于哲学一词的看法可分为两种，第一种是以西方哲学为唯一的哲学范型，凡与西方哲学不同者即是另一种学问而非哲学。今年又值第24届世界哲学大会在中国北京召开，中外哲学的交流互鉴也将进入一个新的阶段。
改革开放以后，学界对经学进行了重新评价，认为六经作为先王之政典，实际上是孔子祖述尧舜，宪章文武，以继承和发展中国上古文化优秀传统的文献集成，因此，六经又被视为中国文化的根与魂。国学的性质不仅是学术性的，而且是学术普及性的，于是在一些高校中成立了国学院等研究机构，在民间社会也出现了书院、会讲、读经班等教学形式，适应了社会大众对国学知识和养德修身的需求。
